潜在商业价值 《汽车商业评论》：你第一个砖车选择奔驰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戴耘：没有什么独特的。
我最早是想做捷豹的作品，但是没有找到捷豹能够施工的数据，后来我从网上下载到了奔驰CLK跑车的CAD数据，我就做这个车了。因为没有权威的数据，我实际做的车的尺寸是有点不对的。这种雕塑是不能翻模具的，做第二个可能更顺畅一些。 《汽车商业评论》：那你是否想过给自主品牌汽车做一个这样的作品？
戴耘：做自主品牌，我觉得不合适。我不是说怎样贬低我们国家的汽车品牌，我们国家汽车工业这几年发展非常迅猛，很不简单，短短的几十年做到这一步太不容易了。但是，如果是做民族的自主品牌，不从西方品牌的角度去做这个车，作品的文化含量就少了很多，这个东西就少了不少价值。
如果用砖做个红旗和用砖做个奔驰、宝马，感觉不一样。从视觉角度看，用砖做个红旗，这种文化符号传导出来的信息会让人觉得过时、停滞；而如果用砖做个西方的豪华车，它不仅视觉效果上非常好，而且其象征意义能够达到一个很大的高度。现在是个汽车公司都想占领中国汽车市场。这时，一个中国人用古老的秦砖汉瓦，搞了一个奔驰、宝马，这种象征意义，这种内在的深处的东西是非常巨大的，既有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又具有非常当下的意义，回头看，真的有价值。
《汽车商业评论》：确实，民族品牌套上砖这个东西就会变得很衰败的感觉。砖车放在街上，车上长了草，长了青苔，如果是民族品牌的话，那种负面效应就出现了，显得破败、衰落。换个奔驰、宝马，它的砖车上长了青草、青苔，落了些鸟粪，却又是另外一种概念。你就可以认为它是融入了中国，扎根于中国。
戴耘：是啊，要是用砖做民族品牌的车，感觉就完全不对了。过去是当官坐轿，现在是坐车，就会有种文化的负面的延续性。因此，同样你说的车上长出草来，赋予中外两个不同的品牌，意义完全是两种感觉。而且只有西方的豪华汽车才能承担这个作品。就像刚才所说的，它能使作品的象征意义达到一个很大的高度。
我不喜欢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我倒不是崇洋媚外，我觉得砖这种材料和国外高端产品有种天然的冲突和调和。西方人为了迎合中国人，做这种豪华车的时候会作些妥协；中国人为了引进这种高端的东西，也会作些妥协。这种话题有很多社会学的东西。而且，这种砖车，不像一般雕塑只能放在屋子里，它不怕刮风下雨打雷，有点像欧洲老房子的感觉。
《汽车商业评论》：刚才说了秦砖汉瓦，但是为什么你的作品是用红砖做的？
戴耘：我用红砖，跟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的亲历性有关。我们小时候，学校的教室是红砖砌的，围墙是红砖砌的，红砖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粗糙的过度性的特点时间段的建筑符号。
真正的秦砖汉瓦是青灰色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秦砖汉瓦，这种砖打磨后是可以做砚台的，现在的红砖是有渣子的，我要的就是这种真实。
《汽车商业评论》：那是否能够用青砖做一个作品呢？比如做一个凯迪拉克或者奥迪？
戴耘：当然不一定非要红砖的。从视觉效果上，青砖可能更好。凯迪拉克车本身做得很简洁，有雕塑感，既显出理性色彩，又有浪漫感觉，是好的艺术品。如果以奥迪来做砖车，则另有特殊的味道在里面。
《汽车商业评论》：纵观你的作品，我觉得你和电影导演贾樟柯非常相似，对现实生活非常关注，而且都是从平民视角出发。如果我造一个口号的话，你们可归为新现实主义。
戴耘：我们本来都是70年代生人。我俩见过一次，在一次年展上，他是影像作品参加，我是棋盘。他的作品最让人感动的是以最平实的角度来写。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就像我们那个时代的长者没有办法理解崔健，现在的人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理解我们。
我在西安美术学院呆过8年，在城乡交界地方跑过不少地方，不像有些人下乡是蜻蜓点水的，在偏僻地方待个把星期就走了，浮光掠影。我做农村题材，做的不是风景，而是现实的人与事。而且，我的许多作品，观众可以进入参与，魔方、棋盘、站牌，包括砖车。
《汽车商业评论》：实事求是地说，你的作品很多有不小的商业价值。比如你的奔驰砖车，要是奔驰博物馆的人知道了，放在奔驰博物馆门前，可能是最合适的，它比放任何年代的奔驰都要恰当。因为再老的奔驰还只是一种产品概念，你这个作品是个艺术品的概念。
日本有个公司每年通过拍卖收购一个高质量的艺术品，它产生的效应比直接做广告可能还要好。你是否想过你做一个砖车，然后通过拍卖产生轰动效应，使自己和汽车公司都能够双赢。
戴耘：画油画的王广义，画面中使用了可口可乐的符号，这家公司就出钱为他做了个个展。可乐符号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你尽管批评它、抵抗它、喝它，但它已经构成对中国市场的某种占领，这是非常现实的。可口可乐可能想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无所不在，实现自己的商业目的。
对于我这个砖车，确实有类似的商业上的用途。实际上，不仅是砖车，有人说过我的东西潜在的商业价值很大，他们让我在魔方上做论语和三字经，然后能够销售。我说我不大能够张罗这个事情。再比如我的《助盲站牌》，是可以变成公交系统运营的东西的，但是我没有能够推动这个事情。搞艺术的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