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气活 《汽车商业评论》：《超女纪念碑》雕塑实际也是你对当下生活的关心，但是我觉得你做成像章更具有意味，因为如你所说，我们知道像章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标识，现在拿超女入像章，具有很强烈的对比和张力。
这个实际是和你用砖做汽车是类似的。 戴耘：汽车是现在进入这个社会最深的东西。汽车本身从商业、市场经济、文化背景都有冲击力。但是它和超女像章不同，像章比较容易制造，而用砖做成作品，不容易。有好的想法做得不到位，具体的想法不能还原成实实在在具体的可看的东西的话，那是很遗憾的。我做的这个车，应该从完成程度本身来说比较耐看，还原到了大家都认可的程度。
《汽车商业评论》：用砖做作品难吗？
戴耘：不容易。我用砖做的第一个作品是洗衣机。2005年底开始，做的不成功。这就是老话说的，理论和实际还是有距离。有好的想法，到底能不能做好，能不能落到实处，是个问题。
一开始做洗衣机，我用的是红砖，耐火砖，发现干了以后没有砖和水泥结合的感觉，做成的洗衣机像个窑。后来我做罐头盒，先做了个实心的，非常沉，就放弃，重做了一个空心的。慢慢地摸索出一些经验，就做这个车了。车做完了之后，做了电熨斗。
《汽车商业评论》：做这个车之前先得打龙骨吧？但是这个车现在从上到下看不出有任何钢筋的痕迹。
戴耘：我的这个作品对业内人士震动很大，他们知道这个难度，不好完成。如果是让砖着地，那非碎了不可。轮胎下侧是有钢筋着地的，但是你不把车吊起来，你根本看不出有钢筋的痕迹。
比如用砖做个方向盘，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接口如何接得很好，这个弧度如何弯得完整流畅，非常难。方向盘要先做个钢筋龙骨，然后将砖里打上槽，因为是圆的，打槽的方向还必须不一致。
再比如我的这个车门是可以打开的，一个车门至少五六百斤。门如何不变形,门打开后再合上是否严丝合缝，非常难。
《汽车商业评论》：你这个砖车的挡风玻璃是有机玻璃的，为什么不用真玻璃？
戴耘：当时没有找到真正的汽车玻璃，买的汽车玻璃跟这个对不上，原车是4米长，这个砖车大概是5.5米长。现在这个有机玻璃，一下雨，一焖，就有点变形，然后过两天就慢慢恢复了。
当然，有真玻璃最好。但是对我来讲，不一定非要真玻璃。我这次前挡风玻璃没有做成热弯的，如果做一个厚的热弯的，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汽车商业评论》：做这个车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戴耘：这个作品是一个工作小组做的，最多时候有8个人，我带队，前前后后都跟着。雕塑本身，开玩笑说是学院派里的力气活。做这个车跟盖个小楼房差不多。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工程，光材料费就很高。车重6吨，打磨出来的粉尘就有2厘米厚。现在，砖被打磨得非常光，有种希腊古陶的感觉，摸上去非常舒服。真车的水泥缝、沙砾，感觉非常好。
《汽车商业评论》：前后做了多长时间？
戴耘：我把它从一个想法、一个观念落实到它的结构、施工，每一砖每一砖地砌，前后有一年的时间。真正做花了3个月时间，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3月20日左右。这个车做出来，我的劲也罢，我的心血也罢，感觉耗尽了，耗费得差不多了，我感觉我要歇一下。
《汽车商业评论》：它方便运输吗？或者说经得起折腾吗？
戴耘：作品做完之后，就很快拉到上海去展览了。它被放在展馆门口的一个水泥道上。装它，不能用钢筋勒，勒会把砖给勒迸的，我们用宽带子勒。这个可能就留在上海了，下一步可能会被挑选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作品。
《汽车商业评论》：这辆车后面刻了汽车牌照号码，这个号码是真的吗？
戴耘：后面刻的是我的汽车车牌。不刻车牌号的话，感觉有点空。
《汽车商业评论》：你开什么车？喜欢开车吗？
戴耘：我不是汽车发烧友，开个北京吉普2500。我喜欢这种朴素的方正的汽车，可以把它的后排座拆了，方便我拉些雕塑材料。要是皮卡通行没有限制，我可能还愿意用皮卡。当然，它是个人的爱好，我喜欢，不一定别人喜欢。
在将魔方发给观众之前，我有意识地将原来的顺序打乱，观众的目标则是用智慧拼回到原有的秩序中。这一方面是隐喻现实，另外一方面又似乎在暗示着一种不可能，因为对于更多观众来说，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只有极少数高手才可以做到，可结果却是对他的一种反讽。这正如完全回到传统文化秩序的人少而又少一样。
用魔方这种形式就是反讽，取名字叫葵花宝典，也是这个意思。
《汽车商业评论》: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评论说，你2001年以前的作品要比“七十年代艺术家”多一些理性和文化的建设性，试图将作品放在一个历史文脉中加以考虑。你的作品传达出来的历史感，时时显示出长期生活在古城西安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的浸润和陶冶。2001年以后，你的作品方式更侧重于公共性和社会性。比如你的《助盲站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超女纪念碑》等等。
戴耘：大家都知道的《深圳人的一天》大型纪实性群雕就是我刚来深圳时参与的。我现在的风格和那时是类似的，我觉得还是希望对现实生活有人文关怀。我做的盲文站牌，盲人可以通过触摸来知道车牌上的盲文。有些人会说，你这个站牌有点像个公共设施的概念设计，不够艺术，我觉得这是要怎么看的问题。
艺术切入公共生活，或者说和公共生活直接发生联系，也有它能够站得住脚的地方。只能说是每个艺术家选的点不一样。你可以说这是对生活的介入，或者说艺术为人民服务，我是把它落实到具体的自己的作品中，这个是和我自己心底的东西相契合的。
《汽车商业评论》：我读过你的一篇论文《雕塑与规划个案浅析》，你称赞成都人民路立交桥底空间规划设计将桥底部空间现有的元素加以利用整合，使原本普通的场所得到良好的处理和开发。你说这样的雕塑回归到了建筑的本位，回到了社会形态中的本位，隐喻了雕塑更好地融入公众空间，更多地为人民服务的前奏。
戴耘：接你的话，我在文章结束的时候这样说：这个立交桥底空间是谁设计的，我不得而知。如果雕塑家所作，我以为他们多了一份公共的视域。如果是规划者所为，我以为他们多了一份对生活的关怀。如果是他们的合作，那就更是一种好的方式。
《汽车商业评论》：去年你和孙振华合作的《超女纪念碑》好像惹了一些麻烦。
戴耘：超女是某种当下商业的一个神话，也是娱乐方面民主化的一个神话。他们先要告我们侵权，后来还是认为这是艺术家的作品，不是批量化生产，就无意再告了。
我后来做了个超女像章。我们这代人小时候都戴过毛主席像章，那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现在做超女像章，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我的做法，如果说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使然，我可能承担不了，但是从文化人个人的立场出发，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
